中华文明的浓缩与华夏文化的展现

内容提要：孔孟之乡济宁在中国文化版图和世界文化格局中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她因养育了孔子、孟子这样的世界文化巨人而享誉天下，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和开掘这一地区的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强化华夏文明的感召和纽带作用，形成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伦理道德体系，推进“以德治国”，都具有重要意义。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专门在山东济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总体认为孔孟之乡———济宁基本具备了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地的条件。

在中国文化版图和世界文化格局中，孔孟之乡济宁是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她既因养育了孔子、孟子这样的世界文化巨人而享誉天下，又因历史悠久、文化繁盛而成为中华文化的缩影。

济宁市地处鲁西南，面积1．1万多平方公里，东依泰沂山脉，西接中原平地，古泗河流贯全境，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一区域是上古东夷族群聚居的地区，曾是我国传统文化最稠密和最领先的地区，历史上有过三次大的文化辉煌期：第一次是七千年前至五千年前的伏羲氏、女娲氏、炎帝、黄帝、少昊帝一脉相承的东夷文化高峰，龙、凤图腾的肇始是其灿烂的文化标志。第二次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邾娄文化和鲁国文化，并由此造就了主导中国文化二千多年的孔子、孟子及其儒家学说。第三次是明清两朝的大运河文化，形成了济宁市包容性颇强的多元文化基调。

7000年的历史，使济宁地区积淀了层层叠叠的文化“矿藏”，掀开哪一层都是一篇波澜壮阔的文章。概括起来讲，这里“雅”文化与“俗”文化并存，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并存，“武”文化与“文”文化并存，山文化与水文化并存，儒、释、道并存，浑然一体，蔚为壮观。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这一地区的文化资源，对于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凝聚力，强化华夏文明的感召和纽带作用，形成时代精神与民族特色相结合的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伦理道德体系，推进“以德治国”，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孟儒家思想能在济宁地区产生并发展成一个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有其深刻的历史文化根源。这与济宁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发祥地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简言之，中华上古文化经夏、商、周三代至鲁国（今济宁市曲阜）之思想文化传统对孔孟影响巨大。为了揭示孔孟儒家思想之所以会在济宁地区孕育发展的文化渊源，我们有必要追溯当时济宁地区的历史文化沿革，它既是济宁深厚文化底蕴的体现，又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儒家思想深远的历史文化基础。

中华龙图腾的原始写照济宁现有羲皇庙、伏羲庙、景灵宫（黄帝出生地）、少昊陵、周公庙以及北辛文化遗址、大汶口文化遗址、龙山文化遗址等孔子之前的文化遗迹多处。上溯至七、八千年前，上古东夷部落正活跃在今济宁市的泗河流域。泗河流域是我国上古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地区之一。东夷族群最富盛名的是风姓一族，其首领据传是伏羲、女娲氏。史料记载“伏羲女娲蛇身人首”。济宁地区嘉祥县武氏祠汉代画像石，西壁首图就是伏羲女娲造像：蛇身人首盘结而立。蛇为小龙，是中华龙图腾的最早形态。《史记·补三皇本纪》载“庖羲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是风姓族群龙图腾系列的原始写照。伏羲之后，在济宁地区活动过的人文始祖是炎帝和黄帝。

黄帝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的人文始祖。“炎黄大战”后，黄帝为巩固统一局面，先是安抚炎帝部族上层，提倡炎黄通婚；其次是对不服从的蚩尤部族采取大迁徙政策。黄帝时代的民族迁移政策对中国后世文化和各民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了纪念黄帝这位人文始祖，宋代在今曲阜城东曾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景灵宫。元代忽必烈入主中原后，对黄帝十分尊崇，下令重修景灵宫准祀轩辕黄帝。碑文记曰：“宋既有国，推本世系，遂祖轩辕……”。当时景灵宫广一千三百二十楹，有玉像供于中殿，行太庙之仪，朝太牢之礼。由此可见黄帝的深刻影响。

中华凤图腾的出现黄帝之后，治理东夷的是黄帝之子少昊帝。少昊在济宁做的第一件大事是以“凤”为氏族的图腾。少昊上任之时，有一只凤鸟降临宫廷，为求吉祥，少昊帝开始以“凤”鸟为图腾。《左传》：少昊统领众鸟，便称为“帝挚”。帝挚即帝鸷，为众鸟之王。少昊嫡支为凤鸟氏，他支为玄鸟氏（这一支后来发展成强大的商族）、青鸟氏，总计各类鸟族二十四个分支。中国以“凤”为主干的图腾系列由此产生。此后，这只美丽的鸟与龙比翼长空，俯瞰华夏，几千年来萦系着中华民族的心。

夏商周三代及鲁国文化的繁盛济宁泗水县城之北现有“尧王墓”，是尧在这一地区活动过的重要实证。尧之后，舜也在这一带活动过。《史记》载：“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做石器于寿丘。”“历山”、“雷泽”均在济宁泗水，现仍有“历山村”、“雷泽村”。“寿丘”则在曲阜与泗水之间。禹的活动据《史记》载在江、河、淮、济之间，说明济宁也是禹的一个重要活动地。中华上古文化经尧舜禹传至商周，最终汇聚到东鲁。鲁国在西周初年本是周公之长子伯禽的封国，也是殷遗民的主要聚居地。当伯禽就国之际，便将大批的典章文物带往鲁国，故有“周礼尽在鲁”之称。尤其是鉴于周公的勋劳，当其去世之后，周王室允准鲁国破格使用天子之礼乐，这为周礼在邹鲁之地的扎根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中才孕育产生了孔孟儒家文化。换言之，到了春秋时代，由于周王室的影响力日趋缩小，西周初年所建立的礼乐制度几乎荡然无存，而鲁国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与原因，遂在周王室衰微之后得以保存较为完整的西周典章制度和文物。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孔子目睹列国交争，愈加感到西周以道德为本位、以天子为核心的典章制度及礼乐文物给人以肃穆庄重的感染力，从而发出了“吾从周”的赞叹。似乎可以说，正是孔子面对现实而生发的思周情怀，才使他有条件据鲁而创立儒家学派。

博大精深的孔孟儒家文化孔子生于济宁市曲阜，他集夏、商、周三代德治文化之大成，创立了儒学。孟轲生于济宁市邹城，他继承发扬并丰富了儒学，被后人推崇为“阳刚之儒”。汉代以后，儒家学说深深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艺术等各个领域，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最深刻、最完整、最普及、感染力最强、凝聚力最大的思想体系。

今天，儒学以独具东方特色的内蕴，被世界各国学者重视、研究、开掘，孔子也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巨人之首。联合国总部大厅里就写着孔子名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二十世纪末工业文明的弊端日益突出，孔子的“大道归仁”、“仁者爱人”的深刻而富有亲情的学说，成为西方学者寻求博爱回归的重要依托。1988年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集会巴黎，共同对孔子学说给予了高度评价和殷切希望：“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去，必须要从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夫子那里去寻找智慧。”这使孔孟之乡济宁在世界文化格局中显得更加不同凡响了。

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其文化传统的主干无疑是儒学；但济宁文化同时又体现出多元性和兼容性，呈现出丰富多采的风姿，集中体现出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和其“厚德载物”的精髓。

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史传千年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爱情故事，其历史原型人物实际是山东济宁人。济宁市峄山有一巨石，上书“梁祝读书洞”五个大字，落款时间是明万历十七年。这是游人窥视济宁“梁祝文化”的契入点。梁祝故事在济宁久有传说，为人所确信。1995年济宁城区东南微山县北端老泗河边，梁祝合葬墓碑出土，确证了一个世传之谜：梁山伯、祝英台确是济宁人。据专家考证，梁祝原是春秋时期任国人。梁山伯居吴桥村，祝英台居九曲村，马郎住西庄。据出土碑记推断，梁山伯当生于公元前698年，祝英台当生于公元前696年，二人由乡举而去邾国峄山读书，在学习生活中萌发爱情。但由于礼法约束，英台父母将女儿许婚马郎。山伯在绝望中忧思致死，英台又以死殉情。英台丧葬之际，“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文化现象。梁祝与孔子所处时代仅差一百多年，后者在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殚思竭虑忧心忡忡，而前者却在纯净的情感中寻求爱的自由和永恒。一个用全部生命呼唤礼教，另一对却为挣脱礼教的束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更具有文化内涵色彩的是，梁祝故里的家族后裔，一直被封建礼教笼罩着，始终将二人的品节视为讳谈。他们无力封缄舆论，只以沉默抗守。这是两种具有强烈反差的文化质地，并行于不同的两个阶层之中，折射出济宁地区强烈的文化多面性特色。

价值连城的汉碑汉画石文化济宁是我国汉碑、汉画像石等汉代文物遗存最丰富的地区。中国目前保存下来的汉碑有五十余块，而济宁一地就藏有二十四块，所以人称“天下汉碑济宁半”，其中西汉石碑最珍贵，济宁独占五块，这在全国可谓最富有的“囤积”。曲阜《北陛石刻石》，刻于西汉景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54年），是研究我国书法艺术演变的重要资料。。《元凤二年刻石》是西汉时期隶书定型的例证，为西汉石刻代表作。《鲁峻碑》、《范氏碑》是东汉文学家蔡邕手书，字体如虎踞龙跃，遒劲典雅，被书法家珍重。《景君碑》、《郑固碑》、《武荣碑》等是我国著名的东汉石碑。嘉祥县武氏祠汉画像石刻于东汉末年，其价值不仅在于历史久远，更在于其内容的丰富和艺术的高超。如它把伏羲、女娲以及黄帝、祝融、颛顼、帝喾、帝尧、帝舜等先祖人物排列在一起，就是了不起的贡献。在世界美术史上，一个武氏祠可以称得上一座古代历史博物馆。

融和汉藏文化的文成公主据专家考证，济宁曾是文成公主生活过的地方。公元622年，李渊的堂侄李道宗受封为任城王（济宁在唐时称任城），并在济宁（任城）居住20多年，死后葬于济宁（任城）城南。文成公主早年曾随李道宗在济宁（任城）生活过较长一段时间，致使孔孟之乡济宁与雪域高原结下了不解之缘。

文成公主进藏与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婚姻佳话，开创了汉藏团结友好、共同繁荣的大好局面。当年吐蕃是西藏地区的强大部落，早就仰慕大唐文明，愿通过与唐室联姻来加强双方的团结与交流。贞观十四年（640）十月，“吐蕃遣使献金五千两及珍玩数百，以请婚，上许以文成公主妻之”。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春，文成公主在李道宗的护送下取道青海前往西藏。松赞干布亲率大军到扎陵海迎接，并向道宗行了子婿大礼。《资治通鉴·唐纪十二》记载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李道宗“持节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赞普大喜，见道宗，尽子婿礼”。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对藏汉两族人民的团结和睦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济宁大地因养育过文成公主，至今对西藏高原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忠义刚烈的水浒文化济宁为“刚柔相济”之地。文人不弱，而武人亦强。距济宁不足百里、依傍于中华母亲河———黄河的水泊梁山，代表的是济宁另一层面的文化，这就是水浒文化。《水浒》出，使梁山超越了地理上的限制，而以忠义英雄的品格享誉全世界。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相继出现《水浒》研究社团馆会，与此相应的“水浒文化”已然确立，它的载体除了那本《水浒传》之外，就是济宁的梁山。这是中国唯一以农民起义为标志的纪念地。

济宁俗称“东文西武”，“西武”就是指梁山。这并不仅仅因为梁山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农民起义，还因为这里至今仍保留着习武强身、以武会友的传统。作为中华武术四大发祥地之一，梁山向来与武当、少林、峨眉齐名。民间武术风行，至今梁山县民间武术场、点有190多处，具有一定规模的武术馆校20余所，他们为国家输送了不少武术冠军和武打演员，梁山遂成为培养中华武术人才的重要基地。

融南汇北的大运河文化京杭大运河开通后，济宁以水兴市，从此进入南北文化汇聚济宁的鼎盛时期，使济宁文化具有了融南汇北的特色。清雍正二年济宁升直隶州，在济宁设“河督军门署”，掌管黄河、运河、永定河事宜，官秩二品。于是朝廷命官纷至沓来，南商北贾来往不断，济宁逐成“水陆要冲，舟车云集”之地。因运河之故，济宁成为回民的集居区，产生了回汉文化结合的清真东大寺；因运河之故，江南文化在济宁驻足，济宁城市建筑明显带有江南特色，被称为“江北小苏州”；因运河之故，塞外大漠的皮毛业等在济宁有了很大的发展；因运河之故，佛教在济宁扎根，佛教文化兴盛一时，著名的有宝相寺、崇觉寺；因运河之故，道教来济宁传教，形成儒、释、道并存的局面。济宁文化的包容与博大，由此可见一斑。

体现回汉文化结合的清真东大寺济宁是回民集居地，古有清真寺九座，现仅存东大寺一座。清真东大寺位于济宁市中区古运河西岸，它既完全保存了伊斯兰教清真寺的原义，又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文化建筑的精华，是回汉建筑文化相融合的代表作。济宁回民众多，长期以来，伊斯兰文化对当地汉文化有相当深的浸润。回汉相习相容，济宁成了民族和睦团结相处的典范城市。

近代以来，我国处于中西方文明的剧烈冲突过程中，在此过程中，儒家文化中积极进步的思想，不仅未被其它文明整合，而且焕发出青春和活力，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为我国当代“两个文明”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日益繁盛的文化旅游和文化寻根活动便是明证。

华采无边的才子文化济宁不仅出了孔子孟子，出了梁祝，而且有四位文史巨匠在济宁生活活动，这就是左丘明、李白、杜甫和孔尚任。这使济宁的文化更加显得光彩照人。

左丘明，春秋末年鲁国人，杰出史学家，《春秋左氏传》是其一生的杰作。《左传》开我国编年史书体例的先河，对后世史学、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白曾于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三十六岁时，偕同夫人许氏及女儿平阳，由湖北安陆绕道太原“寓家东鲁”，一住就是二十年，济宁成了李白的第二故乡。李白在东鲁饮酒赋诗，会朋聚友，不少名篇出自此时，如《行路难》、《梁甫吟》等。杜甫之父杜闲曾在兖州做官，他因投奔父亲曾两次来到济宁。天宝五年，李白、杜甫在济宁相会，二人泛舟泗河又策马曲阜同访隐居的范十，醉酒吟诗十余天后又相约同游兖州。这是李杜友谊的高潮期。李白、杜甫在济宁的活动为济宁文化凭添了几分风骚气象。孔尚任是孔子六十四代孙，祖居曲阜城南小湖上村，他一生最杰出的成就是写出了一部惊天地泣鬼神的《桃花扇》。《桃花扇》上演后，立即轰动京师。《桃花扇》是中国戏剧史上划时代的巨作，史称“南洪（《长生殿》的作者洪升）北孔”。

流艺无声的匠圣文化济宁是中国匠圣鲁班的家乡。鲁班，曲阜人，姓公输，名班，民间俗称“鲁班”。他大约生于鲁昭公时代，卒于鲁悼公时代。西周鲁国是个文化先进的地方，不仅养育了文圣孔子，而且也养育了匠圣鲁班。鲁班是个发明家，他的发明几乎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鲁班的杰出贡献，历代工匠均推崇鲁班为祖师，许多事迹祖孙相传而成神话。后人为纪念鲁班，在他的家乡———曲阜犁铧店立了一座工艺精湛的“鲁班坊”。几千年来，鲁班以一个平民匠圣的形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

以微山湖为根据地的铁道游击队在孔孟之乡济宁，不仅优秀传统文化底蕴非常丰厚，而且也有鲜明时代特色的革命文化，突出代表是广为流传的铁道游击队。在抗日战争时期，素有忠义爱国传统的济宁地区人民，依托微山湖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书写了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由于受儒家文化影响至深，济宁人民对爱国志士一直非常推崇。目前在微山湖东岸仍存有纪念民族女英雄花木兰的“木兰祠”；在微山岛商代贤人“微子墓”旁有“铁道游击队纪念碑”；在微山湖之西的济宁市金乡县，有英雄王杰纪念碑，英雄王杰是济宁金乡人；在微山湖之北的济宁市汶上县，是现代好军嫂韩素云的家乡；在微山湖之东的济宁市泗水县以及与泗水县相连的沂蒙山区，是著名的沂蒙山革命老区。这种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革命文化的有机统一，使孔孟之乡济宁具有了更加迷人的文化魅力。

为“以德治国”提供宝贵的精神遗产江泽民同志在今年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并阐述了在治理国家中必须坚持“法治”和“德治”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法律和道德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都是维护、规范人们思想和行为的重要手段，它们相互联系、相互补充。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手段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道德规范和法律规范应该相互结合，统一发挥作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批判继承，弃糟取精，综合创新，古为今用”的指导思想，吸收并弘扬中国古代优良道德传统，有利于使社会主义道德具有民族的特色和丰富多彩的内涵，从而形成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一致的伦理思想、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

为中华民族的“团结合力”发挥精神感召力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的漫长岁月，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一个牢不可破的共同体，显示出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这与民族文化的纽带作用是分不开的。其实，纵观历史，一部民族团结、统一史也是文化认同史：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这些分裂朝代走向统一的过程就是国内同一种族、语言的民族对同一文化（汉文化）的认同过程；元朝、清朝的统一则是国内不同民族对同一文化的认同。从历史的角度看，没有文化的民族很容易被同化掉，相反，民族文化根深蒂固，民族的凝聚力就会日渐增强。中华民族自古繁衍生息在共同的区域，有着共同的奋斗经历和共同的风俗习惯，对传统文化有强烈的认同感。中华民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台湾岛内出现了文化台湾化的叫嚣，强调所谓的“文化本土化”，否认华夏文化的纽带作用。无独有偶，在海外，也有少数人妄图割裂华夏文化的整体性，扭曲甚至诬蔑华夏文化的内涵。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于1998年批准实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作为一项承载着宣传与弘扬中华文化的“纽带”性质和作用的全国性的学术文化工程，其发起后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与支持。随着“华夏文化纽带工程”一系列活动的陆续开展，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将逐一展现。可以预料，在21世纪的头10年，海内外华人中会形成一个巨大的中华文化热。这无疑是促进民族团结、推动国家统一的巨大力量。